我出生在浙江汤溪的一个小山村里,解放前,我爷爷从直里把家迁到琅琊,每年春节,我们都要到直里领果品,按照族规,男人每人可以分到一斤肉,一斤麻来(江米做的)和二个小馒头,女人只能分到二个小馒头,男人多一级毕业文凭,就多分一斤肉.,每年初一,我就跟父亲去领东西.解放后,族里的田没有了,过年再不发东西。

解放初,农村还是很贫穷,要想吃上肉是很难的,那时农村有一句”孩子想过年,男人想种田”话,只有过年,孩子才能吃到肉,到了插秧季节,男人才能吃到肉.小孩子最喜欢过年,过年有压岁钱,可以放鞭炮,还有新衣服,新鞋,那时过年,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年三十,我的父亲就叫我母亲早做好饭,大家聚在一起,关好门,放了鞭炮,就算过年了,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人来要账,晚上在客厅,大门,灶间点上香和蜡烛,小孩晚上不睡觉,叫守夜,那时我同堂兄一个晚上不睡觉,不停给香点着,一直点到天亮,初一每家放了鞭炮,就开门,邻居之间问候一下,初二开始去拜年,先到大姨家,初三到外婆小姨家,开始吃的是一碗白煮鸡蛋,再是汤团,中午吃中饭.有自己做的黄酒,有肉有鸡有鱼,拜了年后,回来带点他们自己做的东米糖,自己的水果。1960年是难忘的一个年,农村家家缺少粮食,多数人家吃不上饭,我的父亲在古方供销社上班,他叫我带上我的5岁的外甥到他那里吃年夜饭,那天吃完饭已是8点多钟,天下着雪,我挑着父亲单位分的一点猪肉及一些吃的东西,父亲体弱,背不了外甥也挑不了担,我要挑担又要背外甥,10里路走了几个小时才到家.晚上照样守岁,初二到外婆家拜年,知道她们家没有粮食,我就带上几斤粮票.这是放寒假学校给我发的.

1964年我来到西安工作,1965年春节是工作后第一年,年前厂里发了一些补助布票给职工,那时我在车间劳动实习,车间领导和工人师傅感到我们是南方来的,衣服少,就把这些布票都补助给我们,有个师傅帮我到西门里制衣店赶做了棉裤,那时年轻,也不感到冷,一次也没有穿过.由于不能享受探亲假,这个年只好在厂里孤单过.1966年有探亲假,我的姐姐叫我到广东过年,我在解放路火车预售处排了一个晚上的队,第二天才买上票,上车之后,车厢里人挤得气都透不过来,连厕所也站着人,站了8个小时,到了郑州,尽管20多岁,实在吃不消,只好下车,换了一次车,总算有个座位,到了广州,姐夫到车站来接我,从广州到佛山的三水,交通不便,还在广州住了一晚,在广东姐夫的农场里过了一个年,广东的鸡肉不烧烂,吃不贯,每天吃狗肉,我也不习惯,可广东天气热很舒服,后来我带着外甥女回到金华,下车之后刚好是晚上.不能回到乡下,天又下着雪,就在候车室里等到天亮,白天才回到家..

七十年代我在厂里上班,过年了厂里职工放假,我还要值班,特别是年三十,有时要在厂里值守,为的保证初一生产正常,因为这一天局长会到厂里给职工拜年,生产不正常,不好交待.有一年三十还是家里给我送来饭.初二之后,就轮流到各家聚餐,一直吃到正月十五才休,每天喝酒,有一次我们10来个人,一共喝了42斤啤酒,还规定聚餐时间不能上厕所,那时散啤酒是1毛钱一斤.喝酒是最高兴的事.八十年代,中央有春节晚会,我家里没有买电视机,只好到邻居家看,后来自己装了个9寸黑白的电视机,买的都是处理零件,在桌子上放了一大堆,实在不好用,用了几天就不用了.后来买了14寸黑白电视机,总算能看到好节目,1987年春节我化了1300多元,托人买了18寸黄河彩电,正正用了十年,没有检修过,1997年,上海的岳母要到西安过年,女儿给我们买了29寸彩电,用了好多年。.

七、八十年代家里用的是蜂窝煤,过年了,不够烧,就托人再买点煤,从一楼搬到五楼,也是很累的,后来厂子家属院装了煤气,就不需要搬煤,现在家里有了天然气,装了壁挂炉。冬天能取暖,确实条件好的多,过年看春节晚会,也不怕冷了,每年都过了一点才睡.这真叫南方朋友羡慕.

九十年代,女儿成家,每年的年三十,都先到我家吃年夜饭,然后她们各自到自己婆家团聚,.前几年女儿她们都开车了,喝酒之后不便开车,也不回来同我们一起过年了.等到春节那一天,我们同女儿、女婿、外孙、亲家一起吃一次饭,也算团聚了。

这二年，春节放假期间，高速公路都不收费，女儿也放假，2014年春节，初二就开车带我们到重庆、武隆、宜宾竹海，2015年春节到蒲城、灵宝、郑州、开封游玩，顺便看望一些亲友和老同学，非常高兴。

.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上网的亲朋好友也多,这几年,过年除了打电话之外,也在网上用qq和微信拜年了.。

现在过年,再不愁吃不上饭,买不到菜,家里有了暖气,看看电视,上上网，生活是丰富多了。

                                   20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