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了当时读书不要钱的师范,而后做了一名乡村中学的老师。当我把第一份工资交到妈妈手上时,她是何等的喜悦和满足!随后,我家把破旧不堪的老屋拆除,改建成亮堂堂的三间新瓦房;每个星期日我都回家,或做妈妈的帮手,或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替换爸爸休息;在寒、暑假,我几乎包揽了家中全部的重活,甚至代替爸爸上水利工地挑土方。妈妈脸上的笑容多了!
正当全家正处在“其乐融融”之际,我和妈妈的“三年冷战”拉开了帷幕。
这时的妈妈心中,她已把我的“婚事”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而且忙得一发不可收拾。她和爸爸先找来姨妈和已岀嫁的姐姐,经一起商量,首先确定了大政方针,这就是“要选农村的,不要读过书、有工作的,否则,侍候不起她、被她看不起还是小事,自己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变成他人的儿子”;而后选人,又经姨妈和姐姐推荐,妈妈定下了既是姐夫的表妹、又是姨妈妯娌的内侄女的女孩;接着又在我没允承、不到场的情况下为我“订了亲”。
开始,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反正都是“以亲带亲”的,花点钱请他们吃一餐无所谓。可我妈妈来劲了,当我把同时参加工作的女同学或相处较好的女同事带到家中时,爸妈总是“主动岀击”,不待板凳坐热,她就客气地问“姑娘,你有婆家了吗?我家儿子已有对象了”,弄得她们脸红耳赤,使我感到无地自容。以后,凡我带到家的女孩子,爸妈都是采取“一概不予接待”的方针,这也彻底地“激怒”了我。
从此,我也采取了三条“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是“经济封锁”,不上交工资。妈妈知道我不乱花钱,结果收效甚微;二是想“离家出走”,当我得知远在新疆建设兵团当干部的表哥那里很缺汉族老师时,我就立即联系,表哥得知我的去意后断然答复说:“如果我把你弄来了,舅舅、舅妈还不把我的头砸偏了?”结果遭到碰壁;三是“折中处理”,同意找农村的,但要自己作主,而后爸妈又和为我作媒的堂叔、堂婶大吵一场,说是背着他俩做父母的给儿子说亲,“眼睛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大哥大嫂!”我最后“黔驴技穷”了。
这时的家中,能隔三差五地听到妈妈的哭泣声和“儿大不依娘”的叹息声。爸爸又时不时地教训我说,“我们这一大门家族中,从来就没有过重婚的男、再嫁的女,要是在旧社会,那是要开祠堂吃板子的!”而正处“文革”中的学校因大学停招,“读书无用论”之风甚嚣尘上,我又不知如何去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职。我感到酸楚、烦恼、无奈,我迷茫了。
那年的寒假一结束,我瞒着妈妈,只身加入了“大串连”的队伍,先后去南京、上海、杭州等周边的大中城市串了一大片,连春节也没回家。可我并不开心,因为看到的都是喊着“打倒、批斗”口号的游行人群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面对这乱糟糟的外部世界,我想到了何甚相似的家;看着别的人家仍有着的那一份春节气氛,猛然想起我是不告而别的;我反复想着这近一个月来家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不由得又想起了妈妈。
我立即买了返程的车票回家了。当我突然岀现在妈妈的面前时,没有听到她一句责怪的话,看到的却是一张充满着惊喜的笑脸。弟弟妹妹告诉我,自我“失踪”以后,妈妈就四处打听、多方询问我的去向;当听到外面这里“武斗”、那里“死人”的传言后,她就整夜不眠;全家不但春节没有过好,妈妈甚至茶饭不思、干活丢三落四。 从此以后,妈妈就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件“婚事”。但我看到,她干活没那么利索了,与邻居们的攀谈也少了,而且总是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妈妈的心思,也知道她坚毅的性格决不会屈从于我,她是一定要从含辛茹苦的付出中得到这份“母亲的尊严”的。看到妈妈脸上日渐增多的皱纹,看到她整天忙忙碌碌的身影,看到她怏怏不乐、暗自神伤的样子,我心如刀绞。我反复地问着自己,难道妈妈错了?为什么要让妈妈受此煎熬?终于在妈妈生日的那一天,我捧出了积聚的全部工资款,用双手送到了妈妈的手中,她会意地笑了。
2012.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