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歌诗画】有感习近平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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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一百载，穿越万古寻当年。
溯源考证求根本，残陶断器忆先贤。
领袖今日致贺信，鼓励再作新贡献。
中华文明千秋耀，华夏文化万代传。


题记；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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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 )，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其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 ，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一般认为是汉族的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仰韶文化是华夏族先民所创造。 考古认为"华夏"一词中"华"的概念应该出自仰韶文化。 2020年9月，研究人员对河南渑池丁村等6处仰韶文化遗址采集的小口尖底瓶陶片样本进行分析检测，在陶片内侧发现了平纹织物印痕，以及手纹，为仰韶时代纺织技术及制陶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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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仰韶乡境内，距县城10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遗址东西两侧各有深沟，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遗址坐落在县城北7.5公里饮牛河西岸仰韶村南、寺沟村北的台地上，南北960米、东西480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遗址向北可达晴山的山峰之一--韶山。仰韶村村名即取诸仰望、崇敬韶山之义。       仰韶文化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是从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的。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刘长山长期跟随安特生工作多年，对古生物化石和史前石器很有研究，他在洛阳西部收集石器，主要任务是收集第三纪脊椎动物遗存。刘长山在渑池县仰韶村居住了3天，采集到不少动物化石的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此前，仰韶村的农民已经在这个遗址上零星发现并收藏许多石器。刘长山询问了石器的出处，实地调查了村南的石器出土地点，亲自采集了部分器物，并把在农民家里看到的史前石器搜集或购买起来，将采集到的600多件石器(其中石斧、石刀居多)及少量陶器，雇村民王兆用毛驴运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装箱后由火车发运到地质调查所。
安特生在北京根据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初步推断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亲自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查。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作品《黄土的女儿》(英文版)中对这次调查经过有详细的记述:安特生和几个助手到达渑池后，住在县城西关福音堂(瑞典籍牧师史天泽传教处)，由县政府知事胡毓藩指定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并派警察护送去仰韶村。安特生从县城东一里河东北上，到达仰韶村，住于村民王兆棋家，共居住了8天。安特生每天忙于观测、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冲沟断面上发现有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的下层还发现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又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一件石锛和一些彩绘陶片。安特生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和部分骨器、蚌器装为4个木箱，仍用火车托运回地质调查所。
      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对收集器物又进行了详细研究，感到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相当重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安特生向当时的农商部部长张国淦和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颧递了请示报告，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河南省政府、渑池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后，开始了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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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因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更直接主导了仰韶遗址的发掘，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
        1921年10至12月，经中国政府批准，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故名“仰韶文化”。      1901年，安特生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士毕业后，曾先后两次参加了1901年至1903年瑞典的南极考察活动，因此名声大振，安特生被任命为瑞典国家地质调查局局长。1914，他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他的隶属于由中国学者丁文江和他的同事黄文浩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国家地质调查局。在此期间，安特生帮助培训了中国的第一代地质学家，并在铁矿石和其他采矿资源以及地质和古生物学方面进行了许多发现。之后，由于中国时局动荡，地质考察的研究渐趋停滞，安特生也因此把精力转向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他获准采集化石之初的1918年，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曾帮助安特生寻找河南西部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化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点距离不久之后即有重大考古发现的仰韶村很近。
      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早就注意到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石斧，他本人也已经发表过一篇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的短文，因此，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斧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带着5个人第一次来到河南渑池县，到车站迎接他的，是县知事胡毓藩。4月21日，前往仰韶村时，胡毓藩安排的陪同人员同样是县政府第三科的录事王茂斋，而且也是在4名警察的护卫下乘坐汽车前往的。那一次，他住的地方，同样是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宅里。
     不过，第一次到仰韶村，安特生并没有发掘，他只是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观测、照相、考察和搜集陶片、石斧、石刀等遗物，同时也买村民捡到或存在家中的陶片或石器。
仰韶村处在一个一面环山、三面环水的缓坡台地上，风景绝美，物产丰富。安特生一到这里，就被其完美的地态构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宁静的田园景色所倾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田野考古和调查中去，在8天的时间内，收集、采掘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最后装了满满4大箱，雇车运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然后装火车运回了北京农商部。
      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对采集到的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进行了研究，并结合自己在实际考古和地质调查时所掌握的情况，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且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
     安特生找到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丁文江和翁文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又去找农工商总长张国淦，为了赢得他的支持，他把自己心爱的黄金烟斗送给了张总长。张总长批准了，但考古不归他们管，农商部遂将安特生关于请求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呈报了当时的国务院。其后，国务院下发了照准的批文，河南省政府也同意了，安特生因此有了二下渑池进行现场考古发掘的机会。
     1921年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的港口葫芦岛，并估测该地区的煤炭储量。6月，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又发起了对奉天沙锅屯一带的考古调查。最后他们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1921年10月25日，安特生前往河南，渑池县知事胡毓藩指派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着他们，又叫了4名警察，护送他们乘汽车前往仰韶村，并把他们安排进村中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宅中。然后，他们便开始了发掘前的准备：王茂斋负责联络应酬事宜，王兆英、张兴民负责采买，王兆祺则负责组织人员的挖掘。而安特生自己，则把带来的小帐篷搭建在发掘工地上，又架起行军床，供考古人员休息时使用。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7日，安特生和考古学家袁复礼等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这一发掘，被他曾经的中国助手、中国考古界后来的重要学者李济，称为是“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就连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也在其1922年4月1日的日记中，称赞“他(安特生)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安特生在仰韶村
安特生的工作，配得上李济和胡适博士的称赞。他是个认真的人，整天呆在工地上指导发掘，绝不疏忽任何一个发掘的细节，有时候甚至在工地上过夜，为的是随时解决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学者，则从他身上获得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改变了中国之前只有金石学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现状。安特生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些，他继续示范着。不算太忙的时候，他不愿意歇着，就让村民王德润带着他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周边的地质、地貌和地层情况。这也为后来中国的史前考古做出了榜样。
      安特生的挖掘工作持续了36天，直到12月1日才结束。他们一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发掘结束后，安特生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以示保护。
在仰韶村发掘完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所带回来的实物进行“会诊”，发现这些实物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特征，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比较、分辨和论证，按遗存深度进行逐层分析，结果一致认定了安特生的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其遗存中也多有彩陶，所以也被成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提供了线索。据相关文章介绍，安特生当年住过的小院坐落在仰韶村西北角，坐北向南，前房后窑。东厦房还完好存在，只是青砖包石头心的山墙，斑斑驳驳，愈显苍老；西厦房已经倒塌，仅剩半截山墙；北窑还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侵蚀，窑门处只剩下原来的门踩石

（本文据相关安特生资料及猛犸新闻李长需文等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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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21年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和研究开始，到2000年，经过80年仰韶文化考古研究，安特生(瑞典人)、李济、梁思永、尹达(又名刘耀)、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余柱臣、吴汝祚、杨建芳、赵学谦、张彦煌、谢端据、任式楠、邵望平、吴耀利、王仁湘、朱乃诚、陈星灿、赵春青、张忠培、李仰松、严文明、赵辉、宋兆麟、许顺湛、安金槐、李友谋、李绍连、杨肇清、丁清贤、李昌韬、郭引强、张松林、巩启明、魏京武、杨亚长、王志俊、张学正、张朋川、朗树德、唐云明、田广金、田建文、田昌五、张之恒、曾骥、张光直(美国人)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已调查发现遗址5000多处，试掘或发掘过的遗址200多处，揭露面积19.4万平方米。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已发表或出版调查发掘简报、报告200多篇，各类研究文章500多篇。其成绩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研究中，最为突出。

从1921年起，共80年仰韶文化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921~1931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调查发现阶段。这一时期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时期。作为仰韶文化开始发现和初步研究时期，中外学者在田野调查和发掘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出现了一些弯路和失误。在工作中人力和经费有国外的成分参与。安特生对仰韶文化性质的判定，即对中国石器时代的确立，其研究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这是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但安特生受时代局限，提出了仰韶彩陶西来说的假说，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结论。

1931~1937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形成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东西部二元对立学说，梁思永的论文《小屯龙山与仰韶》成为这一学说的代表作，这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豫西庙底沟遗址发掘后，认识到其错误，才逐渐被人们所摒弃。

1937~1949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缓慢进展阶段。1937年，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南迁，考古发掘活动衰落。1945年后的国内战争，也对考古研究带来了一定影响，田野考古基本停顿。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主要集中在陕甘青地区。

1949~1971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

1971~2000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阶段。这一阶段内全国普查出仰韶文化遗址5013处，发掘遗址144处，重点遗址有姜寨遗址、史家遗址、大河村遗址、下王岗遗址、大地湾遗址、西山遗址、八里岗遗址、零口遗址等。仰韶文化作为发现遗址最多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出土了丰富的发掘资料，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仰韶文化的研究，不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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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先后经过1921年、1951年、1980年共三次发掘，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1957年1月，仰韶村文化遗址被公布为绳池县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仰韶村文化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仰韶村遗址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界向往的"文化圣地"。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100件大事之一，列入河南十大考古发现之中。
仰韶村遗址，从1921年发现后，先后共进行了三次发掘。

第一次发掘:
1921年10月27日开始发掘，12月1日结束，历时36天。发掘由安特生和地质学者袁复礼主持，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陈德广、白万玉、姚某、张某(后二人佚名)5人参与，加拿大骨骼研究专家步达生(D·black)博士和奥地利生物学名誉技师师丹斯基(O·Zdansky)博士也参与了后期工作。发掘者在暴露灰层及遗物较多的东西沟和路沟断崖处开发掘点，沿着这些冲沟发掘了17个地点。由于当时已是冬季，为赶时间，在工地上搭了帆布篷，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工作。遗址的发掘收获相当丰富，发现大量的文化堆灰层和袋形灰坑，获得了一批磨制石器、骨器、蚌器和大量陶器。这些器物分装为11箱，用火车运送到北京。以后，又经中国政府同意，将部分器物运到瑞典，建立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刚从美国归来的学者袁复礼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对遗址进行全面测量(按照1:2000和5厘米等高线绘制了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幅等高线图)，还负担和当局的交涉工作。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同时，安特生等还在仰韶村西边的不召寨村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发掘了杨河村、西庄村等史前遗址。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开始了系统的研究。从仰韶村探沟的剖面上，发现是远古人类居住过的遗迹。又结合运回的各类器物，初步认为仰韶村遗址是一个远古文化，即仰韶文化的连续堆积。按照当时国际上考古学惯例，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在在仰韶村发掘中，贡献非常之大。使用手铲、毛刷、铁钩、皮尺、卷尺等由美国带来的发掘工具，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工具，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发掘仍主要使用的传统工具。采用的开挖探沟了解地层的方法，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当为首次，至今仍在沿用。仰韶村成为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个史前聚落遗址。发掘中，其按水平层位记录遗址的方法，打乱了自然堆积所形成的层位，忽略了文化层中遗迹、遗物复杂的叠压和打破关系，因此安特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将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当时尚未证明是一种考古文化)混为一谈;重点关注了仰韶文化的彩陶，将其与中亚的安诺彩陶简单比较(注意其纹饰差别)，认为前者源于后者，从而得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安特生的这两个错误结论，尤其是后者，长期以来在考古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调查发掘及其研究资料，经过系统整理，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载《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1923年)，成为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是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发掘简报，后由袁复礼译成中文。安特生后来又在《河南史前史研究》(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第9期，1943年)中，对发掘工作有一些补充说明。

第二次发掘:
1951年6月2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夏鼐、安志敏等4名专家学者到渑池县对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从7月2日开始，开挖了一条探沟(20×2米)和一个灰坑，切到了安特生当年所发掘的旧探沟，发现有排型稠密的墓葬9座，出土仰韶红底黑彩和深红彩的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夹沙陶鼎等。同时，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龙山式的磨光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篮纹陶、灰绳纹鬲、带流陶杯等，文物资料丰富。从地层关系来看，墓葬是在遗址废弃后才埋进去的，无随葬品。地层中所含陶片有明显冲刷痕迹。同时，又在断崖发掘了10个灰坑，坑壁用草泥土涂抹平整，其中的陶片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因素。在二次发掘中，还对仰韶村附近的下召寨、下城头和羊河村等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
第二次发掘后，提出了遗址存在着"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看法。后来研究表明，这个提法也是不正确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两者是上下承接关系，但不存在两种文化的混合类型。

第三次发掘:
1980年10~11月和1981年3~4月，为探寻仰韶人的居住和生活状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派赵会军、丁清贤等带队，分成两批，先后有4名考古工作者参加，在渑池文化馆的配合下，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是在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台地展开的，其主体工程在路东的建房区。共开挖探方4个、探沟4条，发掘面积共200余平方米。发现房基4处，窖穴41个，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613件。第三次发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属于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发现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根据文化堆积层和出土器物等的特征，发掘者将仰韶村遗址分为八层、四期:一期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较少，陶器纹饰主要是线纹、弦纹和划纹，种类有小口扁底釜、盆形灶、大口罐、深腹罐、折腹碗、平底敞口碗、敛口钵、器盖等，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二期文化遗存不多，多碎片，红陶数量减少，灰陶增多，彩绘颜色黑彩少、红彩多，花纹较简单，主要器物有圈足鬲、彩陶罐、小口尖底瓶和碗钵等，新出现了陶鼎、陶豆，属于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存，属西王村类型;第三期文化，陶器灰陶增多，红陶少，器物类型大致同二期，主要纹饰为横篮纹、堆纹，出现了方格纹，属于龙山文化的庙底沟二期类型;第四期文化，陶器以砂质灰陶居多，灰陶和黑陶次之，造型规整，陶胎薄，火候高，轮制器物多，纹饰以绳纹为主，陶器中新出现了鬲、深腹镂空盆等新的器形，属于龙山文化的三里桥类型。仰韶村遗址经过三次发掘，获得资料的证明:遗址包涵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它们的关系是承上启下，相互衔接的。至此，仰韶村遗址内涵得到了准确结论。仰韶村遗址和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仰韶村遗址虽然是仰韶文化的首次发现地，但由于仰韶村遗址是不同地层相互叠加，一度引起了仰韶文化概念的混淆;三次发掘后，其内涵基本清楚，但碳14鉴定尚待进行;仰韶村遗址是文化圣地，但其本身却不被认为仰韶文化的典型，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014年7月，许昌市文物局组织省、市勘探队，在配合华豫樽置业广场项目进行考古勘探中，发现一处面积48227平方米，文化层厚约3米的仰韶文化遗址。 新发现遗址处于许昌市东城区，天宝路与魏武路交叉口附近。经初步勘探，具体位置在华豫樽置业广场项目西半部(规划的西大门)、十里庙小区南部及小区以南地块，紧靠一古河道的河湾分布。距地表深约1~3米，自北至南逐渐加深，掩藏于冲积土层之下。从勘探出的加沙陶片、绳纹红陶片等器物标本及土层包含物分析，该遗址应为距今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且仰韶文化以后的堆积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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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仰韶文化影响考古学的发展。发现仰韶文化之前，中国还没有考古学，仰韶文化的发现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考古学研究主要依靠遗址的发现，而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点之众多，远远超过其他文化遗址点的发现量，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必将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影响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第二，仰韶文化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仰韶文化虽然不能代替中华文明起源史，"却是中国国家起源史和中华民族起源史这座大厦中的一根擎梁柱"(苏秉琦语)，因此，仰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仰韶文化和此后在黄河流域兴起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一脉相承，仰韶文化的研究必将推动和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

第三，仰韶文化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使世界认识中国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上承旧石器文化下接龙山文化，使中国石器时代有了大致轨迹，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是文明古国的认识。从而对中国不同于外国，独特发展的土著政治、经济、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黄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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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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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长 发表于 2021-10-18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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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_∩)O谢谢黄管管雅赏，新周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