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家庭的养老范本

　　对于养老，每个人都在担心什么呢？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养老是每一个老人和每一名子女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究竟如何让老人安度晚年？这不仅是为了我们正在老去的父母，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对每个人而言，这一天都会来临。”当这句话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时，是否还会想到：“等到我老了，会把晚年交给谁呢”

　　法治周末记者尹丽

　　早上7点多，徐艳习惯性地醒了。

　　她利索地从小床上爬起。这时，深秋的北京，天才蒙蒙亮。一拉灯绳，盘踞在老房子里的昏暗，立马被白色的灯光驱散了。

　　近一年来，徐艳的睡眠总是很浅。事实上，迄今为止，她是在老房子里待得最久的一位保姆。因为要照顾一对年过九旬的老夫妇，她不能睡得太沉。

　　就在徐艳对面的房间里，老太太几乎一动不动地在仰面躺着。她浑浊的双眼，像要把天花板看出洞来。偶尔，眼皮才会轻轻、缓缓地眨动一下。

　　隔壁是老先生的房间。与瘫痪多年的老伴相比，他的身子骨难得的硬朗。只是去年的一场大病，让他的步履慢了许多。

　　确认完两位老人又安然度过了一晚，徐艳开始在厨房准备早饭，8时准时开餐。老房子里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这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很多家庭的一日，应该也有着类似的序幕。

　　有数据显示，2011年年底，中国老年人人口数量达到1.85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4%。也就是说，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与此同时，“谁来照顾老人”也成为一个纠结的难题。像徐艳这样的群体，自然成为了解答这个难题的一个选项。

　　“找到一个伺候老人的好保姆太难了”

　　然而，对两位老人的小女儿何英而言，她其实并不情愿将照顾老人的活交给家政人员。在徐艳到来之前，她为父母找了不下50位保姆。

　　老先生的生活尚能自理，保姆的职责主要是照顾瘫痪在床的老太太，顺带着做饭、打扫卫生。

　　像老太太这样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在保姆口中被称为“卧床老人”。更标准一点的说法，是“失能老人”。

　　据中国老龄办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预计到2015年，这一数字会膨胀至4000万人。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需要人照料的庞大群体。

　　但从两位老人的经历来看，他们的保姆通常在老房子里待不了多长时间就急着走人。要走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是嫌太辛苦，有的受不了老人的脾气，还有的唯恐被老房子里的陈旧气息给憋坏了。

　　“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你想都想不到。”何英感慨。但是没办法，真说起亲自照顾老人，姐妹几个都各自有各自工作、家庭的一摊子事，分身乏术。

　　何英和姐姐们又“不忍”把老人们送进养老院。

　　并不是钱的问题。首先，两位老人都是极其不愿进养老院的。姐妹几个私下也跟同事、朋友们打听过，也觉得“一些养老院条件不错”。可这些不错的养老院，大多在郊外。看望老人，也因此变得不便。

　　让老人“居家养老”，于是成为最佳选择。但这也意味着，何英需要为父母找到一个尽职的保姆。然而，“找到一个愿意伺候老人的好保姆太难了”。

　　去年12月的一天，在老房子里没待多久的保姆不干了。急得何英骑着自行车四处找家政公司。

　　这并不是寻找老人保姆的好时候。相反，年底也往往意味着家政公司同样面临着招工难题。家政人员，尤其是照顾老人的家政人员短缺，也是这个老龄化社会眼下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离家近的都跑遍了。傍晚时分，何英终于在一家家政公司里听到了好消息。在这里，不久前从老家山西运城来到北京的徐艳，得到了这家公司女老板的热情推荐。

　　徐艳今年四十出头，如果不是因为十几岁的儿子在北京学习厨艺，她也并不愿背井离乡。在老家县城，她做过很多差事：打扫学校食堂、照顾医院里的病人……她甚至还自己当过“工头”，召集了一帮老乡专门做后勤。

　　但因为放心不下儿子，她来到了北京。在一位“当保安”的老乡的介绍下，她给一家家政公司交了200多元钱的介绍费。老板承诺，帮她找到合适的人家当保姆。而她的劳动所得，无需上交公司一分钱。如果在人家家里干得不开心，一年之内，还可以另择雇主。

　　“当时我穿着皮衣，脚上穿着长筒靴子。”徐艳笑着回忆自己与何英的第一次见面，何英差点把她当成了老板娘。

　　何英也坦陈，见多了不愿伺候老人的保姆，自己当时也着实担心，眼前这个打扮“并不朴素”的女人，能不能胜任。

　　但除了她，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应急了。连工资，两人都没有谈妥。“包吃包住，2400元，先干一个月。然后看情况再加。”

　　徐艳就这样住进了两位老人的家。

　　“干我们这行的人会越来越少”

　　很快，何英和家人发现，徐艳性格直爽、干活踏实，照顾老人也周到。一个月后，他们把徐艳的工资调整到每月2600元，双方也签订了合同。

　　这个工资对徐艳来说，也不算很高。她早知道，自己这样从外地来的家政人员，收入已经今非昔比。

　　“赚得最多的是月嫂，特别是‘金牌月嫂’”，徐艳说。以她从事家政行业的资历来看，不少家政公司，也就是对月嫂们会有“岗前培训”一说。其余的岗位，包括照顾老人，都很随意。在她看来，照顾老人的活虽然也有辛苦，但比起月嫂干的，还是要轻松一些。

　　住在何英家以来，她觉得这里“就像是自己家一样”。何英家人探望老人时，也会对她嘘寒问暖，一个个都很客气。每逢过节，还会给她200元钱的过节费。虽然不多，但“也是个心意”。 “平等”。这是徐艳最为看重的。在到何家之前，她曾在金融街一户人家当保姆。

　　“看那大房子，就知道是有钱人。”徐艳回忆。活并不重，但是，住在这户人家，这个直爽的山西女人怎么也觉得不对劲：“一家老小住在一块，没一个人和我说话。”

　　就连家中两位老人，除了与家人交流，就是安静地看报纸，很少与她聊天。

　　没干几个月，徐艳就辞职了。“直到走，我在这家说的话加起来也没几十句。”徐艳说。 她回到家政公司后，把这段经历像是说书似的，告诉了宿舍里的其她人。

　　宿舍是公司提供的。根据约定，交完介绍费后一年，只要她没找到工作，或者辞去工作暂时没有下家，都能暂住宿舍。公司象征性地收每晚两元的费用。

　　除了自己大倒苦水，徐艳也在宿舍里听到了很多其他女伴的工作经历，内容大同小异：“要么是雇主怎么对自己好啦，要么就是雇主怎么不好。”

　　女人们都说普通话，但多少带着乡音。据徐艳的观察，她的同行中，甘肃、河南两省的人最多。叽叽喳喳的聊天声中，简陋得只有床铺的宿舍的夜晚，很快就过去了。

　　徐艳在公司照顾老人的家政人员中，差不多是“最年轻的”。“你要找那30多岁的，人家根本不愿意干这个活。”至于那些20出头的姑娘们，更是“想都别想”。

　　这一点，何英深有体会。有一次，也是为找不着保姆犯难的时候，她无奈地从家政公司请回一位60多岁的“高龄保姆”。

　　没过两个星期，她又替父母把保姆辞退了——那位保姆，照顾老人的活还没干完，自己就已经累得直喘气了。

　　“干我们这行的人会越来越少。”朋友聊天时，徐艳总是这样说。

　　“那么多老人谁照顾呢？”

　　“养老院会越来越多呗。”

　　徐艳觉得，不管别人是否同意自己的看法，至少，家政公司的女老板，肯定是要举双手赞同的。

　　“她老给我打电话，让我带人来。好多有老人的家庭都想雇人照看。我说，我上哪给你带啊？”

　　事实上，徐艳过去也确实从县城领了一些人来，都是昔日做后勤时的下手。后来，随着介绍过来的那9个女人一个接着一个地“逃”回老家，发誓般地说，“再也不干这行”，徐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就没见过同行老乡的影子。

　　“照顾老人是个良心活”

　　其实，徐艳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一行能坚持多久。

　　她的父母都在农村，身体尚无需担忧，“还能下地干活”。但老人就是老人，谁知道再过几年，是个什么光景呢？

　　有那么一天，徐艳说，自己还会回到老家，给老人养老送终——或许是等到儿子成人、有份像样的工作之后。

　　正如她所说，“养老院会越来越多”。这几年，单说山西运城的养老院，就已经是遍地开花。可是，送老人进养老院养老，还并不是很“流行”。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老人的保姆尚且不吃香，去养老院当护工就更算不上一份“好差事”了，徐艳说，连她自己也不愿干。“老人太多，照顾不过来。有的还会怕有传染病。”

　　或许正因为这种心态存在，不少养老院也为护工短缺发愁不已。没有足够的护工，家属也不会放心老人在养老院度过晚年。

　　关于养老院，也总有那么一些违背孝道的“奇事”，时不时地飘进徐艳的耳朵。比如，谁谁家老人想去养老院，但子女都不愿出钱；谁谁家把老父亲往养老院一放，几年都不去探望…… “从古到今，这样的事情哪没有呢？”她表示无奈。

　　她庆幸自己来到了一个和睦的家庭当保姆，这甚至似乎比给她“拿更多的过节费”更有吸引力。

　　如果不是因为要上班，何英巴不得自己就和父母住在一起，照顾二老。眼看着离退休还有一年，马上就有大把时间陪伴父母安度晚年，她还是“恨不得立马就退休”。

　　不过，因为住所离父母家很近，她几乎每晚都会去看望老人。除了和徐艳一块帮母亲擦洗身子，何英也想多陪老人说说话——虽然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在自说自话或仅仅在听。

　　老太太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清醒时，能在瞟到晚辈送来的水果时，客气地埋怨：“还带东西来干嘛？”模糊时，嘴里叨叨着不知所云。

　　至于老先生，虽然听力不好，却有强烈的表达欲。早晨，他通常会打开黑色的小收音机，把插在收音机上的一对白色耳机缓缓塞入耳朵内。电视机的音量已经开到“不吵到邻居”范围内的极限，但他还是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而只要有人发问，他就能把自己是如何参加工作的，又是如何“从东北来到北京”的经历说个没完，还不忘强调自己“是离休，不是退休”。

　　但老人们的状态，并不影响何英对他们的态度。事实上，她每晚的探望，更主要的，也是给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她感激徐艳，照顾老人身体的同时，还能忍受他们的脾气。而徐艳的秘诀则是——“当他们是孩子呗”。

　　在徐艳来之前，老太太因为卧病在床，背上长了一小片褥疮，清洗时疼痛难忍。这导致她时常对保姆甚至女儿破口大骂。

　　徐艳来之后，在她和何英每晚举着装满温热水的小壶，为老太太冲洗污秽物时，不管老人听不听，总要念叨几句：“听话。”“冲干净就不疼了。”

　　日子久了，老人的情绪竟逐渐平复了。

　　随后，老人的女儿们花了3000多元，买了个防生褥疮的气垫床，再加上徐艳过两三个小时就给老太太翻身，褥疮也痊愈了。

　　何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却也懂得照顾老伴的艰辛。他很能理解那些来不了几天就离开的保姆们：“谁受得了这个？”

　　他说的“这个”，是指老伴的排便问题。有段时间，因为水喂得不够，老太太肠胃蠕动又远不如年轻人，老太太饱受排便困难之苦。何英没辙，只得俯下身子，用手一点点将大便抠出。“一粒粒，硬得跟铁球似的”。

　　不过，这个问题随着徐艳的到来也消失了。她确保每天喂老太太足够的水——至少一暖壶。 近一年来，老太太的身体和精神都不错，没有犯病。这令一大家子、包括徐艳都感到欣慰。此外，只要忙完了家务活，徐艳就陪着老先生到附近的花园里转悠一圈。因为腿脚不再灵便，年轻人十几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徐艳要花上一个多小时陪老人慢慢走完。

　　徐艳认为，究竟怎样才算把老人照顾好了，很难有标准可言。即便是通过培训的保姆，也未必就能如老人及其家人的意。

　　“无论对子女还是保姆来说，照顾老人都是个良心活。”她说。

　　“要是家门口有养老院就好了”

　　眼看着和徐艳签的合同就快到期，何英已经决定找个时间和这位称职的保姆商量“再签一年”。至于工资，何英思忖，“怎么也得在3000元以上吧”。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徐艳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

　　她记录日常开支的账本，就已经写了厚厚一沓。家里的各个房间，也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有时候，客人们听不清老人的话，她也笑着当“翻译”。

　　有一次，她甚至救了老先生的命。

　　今年4月的一个夜里，徐艳突然被老先生的惊呼声叫醒。在她马上起床，穿起外套时，听见两声“咚”、“咚”声。

　　跑到老先生房间一看，原来是他抓起床边的鞋子，砸在门上。他被突如起来的疾病吓倒了——半个身子突然不能动弹，而且麻痹感还在向另一边尚能动弹的身子蔓延。

　　徐艳见状立马安抚老人，紧接着拨打了120和何英家的电话。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老人康复出院了。“再晚来20分钟，老人就没命了。”医生告诉何英。这让一家人至今感到后怕。

　　然而，与不少收入有限的家庭相比，何家的老人算是幸运者。前者的存在，让“无钱养老”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依两位老人的经济条件，家庭财政状况包括雇保姆的开销在内，还很宽松。每个月，有医生上门为老太太换药、换输尿管，“20元钱一次”。

　　但何家人担心，一旦徐艳要辞职，就再难给老人们找到这么好的保姆了。

　　何英不禁想：“要是家门口有养老院就好了”。这样，老人们或许也不会那么抵触——不仅家人可以随时看望；行动不便的他们，还能时常和老伙计们见面聊天。

　　这个想法或许真会实现。

　　老人们所在的社区想把两幢空置的楼房利用起来，正在征求居民们的意见。不少人都提出，不妨建一个养老院。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社区养老”也正悄然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养老问题的候选办法之一。越来越多的居民小区开始兴建“老年活动室”；医生也逐渐走进社区，走入家庭；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工开始为社区里的老人们提供服务……

　　如果社区养老真是触手可及，至今“想都没想过”要在养老院里安度自己晚年的何英，表示“或许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尽管现在开玩笑般地说着以后的事，但何英觉得，时光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咻’地一下溜走了”。

　　有一个场景，让她深有感触——

　　只要何英的女儿忙于工作，没时间来看望外公外婆，尚且能走动的老先生，就会慢腾腾地出门、下楼，几乎是挪到外孙女下班经过的路边守望，只为能和她说上几句话。

　　黄昏的微光中，老人就这样静静地驻着拐杖，孤独无助地在人来人往中搜索着熟悉的身影。

　　“对每个人而言，这一天都会来临”。这句话浮现在何英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宝贝闺女的她，还忍不住多想了一个问题：“等到我老了，会把晚年交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