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
影响中国命运的六次抉择
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本质上有四个改变：一是改变观念，二是改变所有权，三是改变市场主体，四是改变与世界的关系。举凡过去四十年的重大选择，全部离不开这四个面向。我们便沿着这四个面向，重温一遍当年的六次抉择。
观念改变
1. 告别思想僵化——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想”
今天我们可能把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看作理所当然，但若把时光回溯到四十多年前，就不难看到当时改革的艰难。
改革在中国本来就是天大的难事，正像鲁迅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方面，两千年秦制和几十年苏联模式混凝在一块，坚如磐石，历史的巨大惯性会碾压任何改革的愿望和举动。另一方面，经历了三十年的以阶级叙事为中心的时代，物极必反，经济改革的动能也积蓄到了极点，两种力量的碰撞一触即发。
改革开放，观念先行，站在今天回看，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改革的肇始源自一场看起来与改革毫无关系的争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此拉开了全社会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就像宇宙大爆炸，以往的贫穷、苦难、困窘汇合为普遍的人心思变，仿佛一个奇点，《标准》是第一声第一闪，领着群星向四面八方飞去，随后开始了后四十年的灿烂时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魔力，恐怕就在于颠覆了当时的人们对真理的认知——究竟是现实服务于真理还是真理服务于现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做出了新的选择，压抑已久改革的愿望随着观念的变化喷涌而出。
所有权改变
2. 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改革首先是承认人性，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
中国人对土地公有的向往古已有之——这源自三千年前的井田制度和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因此，自五十年代实行人民公社之后，土地公有这一所有权政策，在观念上一直不容置疑。
然而经历了食品短缺、农业的长期停滞后，每当形势稍有松动，农民就会提出承包土地，独立经营等问题，在56-76年间围绕土地经营形式的多次博弈，被吴敬琏称做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
改革首先是要承认人性，正如经济学家曼昆所说“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好的制度一定是让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对农民来说，所有权就是最好的激励。
到1980年，赞同土地承包制的意见逐渐占据上风并很快在全国施行。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口号激励下，1978-1984六年间粮食产量增加33.6%，棉油糖的作物也有爆炸性的增长，自此中国社会整体告别了“饥饿”。
站在今天回望这一改革，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农业层面。自此之后，个体劳动者创业、乡镇企业、甚至于一种迥异于苏东改革的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等，原本在改革意料之外的事物，不出数年，便自发的破土而出了。
3. 改革尚在半途——国企改制之路
国有还是私有的问题中国古已有之。法家集权与黄老无为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交替上演、轮流坐庄——汉武帝就曾一改汉初黄老的无为之术，把盐、铁、酒、铸钱等等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宋代王安石司马光之辩也围绕着姓“国”还是姓“民”：王安石主张全盘国有化，而司马光则主张小政府大社会，藏富于民。
到了当代，情况又为之一变。国有还是民营在革命时代由利弊问题变成了是非问题。
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承包制”的混乱局面，面对大多数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的原则上，厉以宁教授在1986年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为国企改革打开了新思路——用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形式改造国企的所有权，解决人们对“所有权激励”的渴望。
尽管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生了不少“书记变老板”之类侵吞国有资产的不公不义。但总体来说让还是让国企轻装简从，也让国家卸下了越来越承受不起的负担。
但如今改革其实尚在半途，国企改革几乎是改革开放所有大型改革中完成度最低且经常反复的一项。正如吴敬琏所说，过于强调国企的规模有时会造成国企“大而不强”以及“国进民退”的问题。若是各级政府以“有形的手”把资源优先配置给国企，那么国企与民企间就会形成事实上的“双重价格”，这不仅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也会导致腐败滋生。
市场主体的改变
4. 化控制为自由——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究竟谁才是市场的主体，是关乎改革方向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对这一问题有至少三种理解——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体制、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们该何去何从，再次面临新的选择。计划还是市场，背后的实质其实是经济到底是基于控制还是自由。
人类的主观感受无法被精确衡量，价格与市场体系正是人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的物质世界间的一座桥梁。人在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会补齐市场的短板。没有自由市场，在缺乏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就没有价格制度，也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进而必然导致计划体制的失灵和经济的低效。
在改革伊始，中国急切于市场主体的改变，便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绕开旧教条的束缚，开辟了市场的空间。
早期私营企业的雇工不许超过七个，超过七个就属于资产阶级剥削回潮。但事实上很多企业为了发展私下雇员都超过了这个数字。最终上面一锤定音：“不争论，放两年再看”。“看”的结果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允许雇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私营企业的发展对社会和劳动阶级有利无害。
市场主体一旦转变，如饥似渴的创业者便不再被“投机倒把”之类帽子所阻吓，纷纷跃入商海。从大碗茶、傻子瓜子里走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也造就了今天繁荣的市场经济。
5. 市场经济不能只有一只手——货币与财政刺激
建国伊始，经济发展并非优先议题，聊胜于无的货币政策也是服务于革命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认识到经济发展离不开杠杆，便开启了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的进程。
但中国经济转轨过快，很多宏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吴敬琏先生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举例：“最明显的就是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支撑起来的高速发展一直伴随着我们。在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3年中国就反复出现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是经济不能永远只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如何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变得活跃才是更大的课题。
过去四十年，“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百试不爽的药方。投资不振就搞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消费需求不足便降息刺激，这几乎已经成为我们遇到困难的解决公式。
经济发展的动因是创造和创新，货币或者财政政策或可解一时之急，但绝非让经济持续增长的长久之计。用财政货币政策来解决增长问题，就好像发烧了不消炎只吃退烧药一样，治标不治本。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需要更关注创造增量，毕竟创新才是市场的生命，企业和企业家才是市场的主体。
对外关系的改变
6. 以开放促改革——开放的程度就是改革的程度
闭关锁国还是走向世界，这几乎是1840年以来中国始终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本来中国广袤的国土与巨大的人口体量可以支撑小农模式的自给自足，可惜我们的千年美梦终究被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化所粉碎。
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在“一边倒”的政策加上“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下内循环。吴敬琏先生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描述：“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被定为在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上，总额也在高关税壁垒和进口配额的限制下微乎其微。”
开放与改革互为前提因果，改革若不放到世界的大背景里就变成了自说自话。如果闭关锁国就能解决问题，那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大清。
改革开放以后，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出口导向经济的巨大潜力。
此后中国定下了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国策，为融入国际贸易做出多项改革：大量招商引资，打破贸易垄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放外汇市场，设立经济特区，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到了2010年，中国外贸占GDP比重高达48.77%，成为经济第一支柱。即便在现今疫情和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贸产值仍占GDP总量的31.94%。
开放是改革的风向标，开放的程度某种意义上就代表改革的决心，这也是我们未来观察改革的一个视角。
选择远未结束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个六个十字路口选择塑造了今日的中国。大到城市高铁、中到音乐、小到发型，其实都跟我们在这六个十字路的选择有关。社会何以成为今天的社会，人何以成为今天的人，全部源自这天翻地覆的四十年。
发表于 2023-1-25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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