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有一年冬天,我们在一架山上的地堡站岗。那地堡是日本鬼子留下的,在一个小山包上,下面有地道连着厨房、水井等设施。刚到那里时,好奇心促使我们瞎转。有一哥们掉进水井里,里面都是臭水。就像掉进粪坑,出来时身上挂着黄色绿色的东西。他张着手,让人用水桶从头上往下冲水,狼狈至极。
当时观察敌情用什么方式忘了,反正只记得,地堡能看到江边,地堡里有一部通向连里营里的电话。每天汇报一次,还是有情况才汇报忘了。
记得那站岗的生活,并没有像想象中的紧张,还经常有些懒散在里面。“过日子”的忙碌,往往要多过战备执勤的紧张。山上水井不能用,我们是从江上凿冰拉上来,供大家吃喝用。拉冰算是辛苦活儿了。洗衣服则只能用雪水,好在山上雪很厚,出门就可以取。
把雪放在大锅里融化,这水看着很清亮,搓肥皂是时也没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很省肥皂。但投的时候就腻歪了,总也投不干净。投4、5遍,水都是滑溜的。后来就不凭手感了,就三遍,滑溜也就是它了。有时没冰了,懒得下山去取,也喝过雪水,在嘴里倒是没觉得特别滑,只有一点说不出的味道,有点淡淡的烟熏过的味道。
吃的东西,我们是用爬犁从连里拉,白面、白菜、萝卜、土豆、粉条等,有时还有少量的猪肉。猪肉是最“一次性消费品”,头天拉上来,第二天就“猪肉炖粉条”,一顿干掉。粉条供给到相对充足,麻袋装的,里面一捆一捆的,够吃。
山上不能蒸馒头,所以,好像是从食堂拉馒头上来冻上,吃的时候再化开。当时怎么做饭、是不是食堂派的人?都已经记不得了。也可能还是那个“红苹果”般的李富友,来给我们做饭。有点印象,但不敢确定。反正只记得,平时的饭菜因为是小锅炒的,比连里好吃点。并且,其中间或还有几次超过预期的美食。“大耳朵盆汤面”和素馅儿饺子,是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两种美食。
为什么叫“大耳朵盆汤面”呢?因为,我们只有那种盆,就是食堂用来发面、后来各班排都用来洗衣服的那种盆,我们也是吃饭和洗衣两用。盆的长相:马口铁,扁长型,形状像小孩洗澡的澡盆,或满族人的婴儿摇篮。盆的两端,一边一个大大的“把儿”,像耳朵。
我观察过“厨师”的操作。大锅烧热,倒油,冒烟,葱花爆香,炒白菜,加酱油盐,加水烧开,然后下面条。待面条熟了以后,装入大耳朵盆,再倒油,用比先前还多的葱蒜末炝锅,然后,将炸出香味、冒着烟的葱蒜末和锅里的热油,迅速倒入大耳朵盆里,“刺啦”一声,完活!那屋里瞬时便弥漫着诱人食欲的味道。
这就是一架山著名的“大耳朵盆混汤面”,浓浓的汤,滑爽的面,色香味俱佳。“厨师”一般很低调,做好后也不用叫“开饭”,只需把大耳朵盆往上桌上一墩就行了。因为,分散在各个角落的“食客”,会在第二次“刺啦”一声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等待了。以后,只要想起一架山站岗,空气中就似乎有一股熟悉的味道,一股诱人的热汤面的味道。
那时节,还有素馅儿饺子让人印象深刻。就是没有肉的、粉条、白菜馅儿的饺子。拌馅儿的时候,加上五香粉。我在《大东北印象之二》里,有过提及。那口感和肉馅儿的有一拼。这种饺子,虽没肉,但也不失厚重的味道。并且,可以多吃,不会腻人。不像肉馅儿饺子,吃多了腻人、胃胀。
在一架山那阶段,别的饭菜都不记得了,只有这两样美食,记忆犹新——舌尖上的一架山?
两样美食各有千秋,但是,做“大耳朵盆汤面”只小闫一人就行了。而吃素馅儿饺子,就需要大家动手了。但也有没参与的,不但没参与包饺子,还差点犯了“谋杀罪”。
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吃饺子的时候,机枪走火了。当时因为地堡拢音,只听得一声巨响,并且,这巨响马上变成尖利的蜂鸣声。由于耳朵突然听不见,时间也就随之像瞬间停止了一样,有人说话,但只有口型,听不见声音,人的动作也好像慢动作。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四处搜索着,没有恐惧,只有惊诧。
好一阵我们才闹明白,原来是架在过道的机枪走火了,肇事者好像是一位天津大哥。他说,扳机护手里有一个沙粒,他想清理,结果就响了。我相信他说的话,如果他是用食指扣动扳机,那么,起码一个点射三发子弹就出去了。
待屋里回音和我们耳朵里的风鸣音好一些,便立刻开始寻找弹着点。只离枪口很近的地方、在我们旁边的走廊墙上发现一个弹坑,还在床边的墙下找到了子弹头,就断了线索。子弹上面的墙上却没找到子弹,可能是从别的墙上弹过来的。实际上不比正常的墙,我们住的地堡里面的墙,早已是弹痕累累——都是老的,老到抗日战争。加之历经岁月,那墙也早已被水和泥沙侵渍。所以,打掉一块,里外一样色,不太容易看出来,也就不找了。但是根据我们的几何推演,认为子弹很可能就在我们包饺子的一堆人中间穿过。并且,由于屋子小,射程远,很可能还是穿了几个来回才落下。本来没来得及害怕,但经过计算推演,都后怕了。要是子弹的路线稍微有那么一点变化,我们中的某一位可能就没了。
这样的悬事儿在之前和之后,在全营范围内都有发生——屋里走火的已经不很新鲜了。小闫可能在之前就还经历过一次,张瑞峰在之后被打穿了脚。
这是不小心走火,我们也还有一次是主动开枪的经历。
02冬季天黑的早,山里黑的更早,经常是天黑不久就睡觉了。我们的房顶有一个天窗,白天可以让阳光晒进来。晚上从外面用木板盖上,不影响睡觉。
有一天晚上,我们刚躺下,就听到远处一阵隆隆的声音,大地也在跟着微微震动。房顶上直往下掉土,盖天窗的木板也被震掉了。从下面往上看去,月朗星稀,肯定不是刮风弄的。正猜着,响动逐渐逼近了,地动山摇、犹如万马奔腾。令人瞠目的景象出现了。天窗上演电影一样掠过一对对蹄子,和一个个暗灰色的肚皮。不知是什么动物“过境”,嗖嗖嗖的,大概过了有几十秒,总有几十只的样子。根据个头,有人说,是野猪,大家表示赞同。不过,到底是不是野猪,我们也没验证,因为,被窝很暖和,没人愿意出去看。
不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可必须得出去了。大家被自己养的小狗叫醒,那小狗叫的太惨了,还把门撞得“咚咚”作响。这次和上次过野猪不同,虽然不是地动山摇,但凭直觉,就能知道来者不善。是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的小狗吓成这样?
惨叫和撞门的声音撞击着我们的神经,我们躺在被窝里,短暂地商量了一下是不是出去?我、小闫、和另两个北京知青决定出去看看。说实话,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是需要胆量的。按当时中苏边境的气氛,经常信号弹乱飞,那天晚上的情况,在出去之前,往多严重估计都不过分。如果出去,就意味着将生命暴露在危险当中。假如真有摸哨的,我们就可能交代了。
或许我的铺位比他们离门口近,我穿上衣服抄起一支步枪,拉栓上膛便来到门口。它们几个也紧跟着冲了上来
从门的木板缝中往外看去,月光下,我们门前10米开外的垃圾堆上,有一只狼在那里用鼻子在上下嗅着。之所以认为是狼,是因为我们这里从来没来过狗。又这么晚了,几里外四季屯的狗,不可能独自上山到我们这儿来。要是有人,就说明更危险了……
垃圾堆上是我们泼的脏水,冻成了一层冰壳,很滑,那狼中间滑了几下。因为狼的位置突然变化,门外的小狗,身子倚着门也叫得更惨了,门也在剧烈抖动。
在东北,大门应该是朝里开的(防止大雪封门),但是,记得那地堡的门却是朝外开的,不知为什么。我可能是一脚踹开的门,随后一个反身,枪口指向屋顶。没发现有人或动物,这才回身把枪口对准垃圾堆上的狼,几乎没瞄准就开了一枪。只见那狼“嗷”了一声,就地转了一圈,舔了一下后退内侧,便往山下跑去。我知道打中腿了。小闫也补了一枪。然后,小闫后面突然响起了冲锋枪的声音,一哥儿们一梭子把一整夹子弹都快打完了。
后面又跟着上来一个抱着机枪的,拉栓就要扫射。因为,狼已经跑远了,这才作罢。我们当时算了一下,我和小闫,打了两三发步枪子弹,后面的冲锋枪打了多半梭子。多少颗忘了,那弹夹能装35发,大概打完后只剩三颗子弹了。这三十多颗子弹,够我们喝一壶的了!如果没有敌情——也就是那条狼,我们可就说不清了,肯定比“窦娥”还要冤。
我赶忙过去看那狼转圈的地方,有几滴血。我和小闫当即决定沿着血迹去找那狼,于是我们一路循着血迹走在下山的路上,一直走到山下。
虽然响了一通枪,但那响动,马上被山林和黑夜吸收,周围又变成一片寂静。路上,只有我和小闫走一会儿、停一会儿幽灵般的身影。
一路走到连队、走过连队,快到四季屯了,路面杂物很多,血迹也越来越不好辨了。于是,决定先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早再去寻找。这时已经可以判断是一条狗,而不是狼了。要是狼,不会在受伤后还往人多的地方跑。当时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狗没人带着是不会上山的;如果跟着人上山,那人来干什么呢?
我们把自己的判断向地堡指挥官汇报(好像是一个天津副班长),然后他向上级汇报。
03第二天,师团营来人,让我们等待调查。所以,我们去四季屯的时间好像已经是中午了。血迹还在路上,很好辨认,一直带我们来到一个农户家门口。叫开院门,说明来意,又循着血迹找到狗窝,里面的狗果然受伤了。那条中枪狗腿,外面几乎什么都看不出来,仔细看,才发现有一撮毛黏在一起,有点嘎巴。而里面则有一个瓶盖大小的创口,皮肉都往外翻着,还有点烟熏过的黑色。那狗还在不停舔着伤口。那次我才知道,枪伤什么样。
老乡说是狼夹子打的,我们当即指出,狼夹子打的应该是一排伤口,怎么只有一个呢?老乡无法解释。我们第二天又去的时候,发现那狗窝已经空了,听邻居说,杀了。
我们兴奋地汇报了这一情况,满以为调查可以有所突破。可是,接下来,那调查好像已经与我们无关了。我只记得,最后,这事好像被定成了走火,相关人员写检查,然后就没事了。谁写的检查也忘了。是不是那位天津副班长?还是那个打了一梭子子弹的哥们儿?也许都写了,包括小闫。反正我是没印象写,一点印象都没有。
人的记忆是有过滤有选择的,有些事情记忆深,有些则会全无印象。一架山站岗,我就记了许多好吃的好玩儿的,其他写检查之类的就没印象了。
知青百态,如有知青上河图,不能缺了这些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