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在哈尔滨道外码头,妈妈爸爸把我送上船。解缆绳, 撤跳板,船开了,岸上的妈妈变得越来越小,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 直到看不见了。松花江水缓缓流着,我转过头,看着前方清河的方向。 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从1972年至1976年冬,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桦,春天里的红松苗,夏天里的林间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间四季,是我知青年代记忆的背景。 春 在林区,春天来了,植树造林开始了。70年代,林区已经是边砍树边植树。春季植树,那是场真正的大会战,职工家属男女老少带上林区专业造林用的“郭式锹”,从苗圃运来落叶松、红松树苗,热热闹闹去植树。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刚吐绿,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儿,让我有些眩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闻过那种草木萌发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白天到山上植树,早晚在广播站广播。在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我的声音:“今天一工段栽树……亩,二工段栽树……亩。”我在广播里字正腔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听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后来,我们林场改叫“森林经营所”了,以营林为主了。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营林什么的。 春天,没有什么菜,去年冬储的菜吃没了,今年的菜籽刚种下去,青黄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顿豆腐汤、下顿豆子汤,也能对付。年轻的厨子也不发豆芽,不知是不会,还是没耐心等着豆芽发出来。菜园里,一点绿色也没有。 春天,山上达子香花开了,片片浪漫,让人眼前一 亮。几个男知青从山上挖了一棵达紫香,栽到林场院子里,我们天天看着它,期待它能在身边烂漫,可是.它没能活下来,也许,它就喜欢山上林间,那是适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 夏天的林子好美!乔木、灌木、草、花,一层一层,各有各的美。然而走进林子,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急急歪歪,甚至掉眼泪。进林子干活儿,得全副武装,长衣长裤防蚊帽,梧得严严实实。 在密密的草丛里,潜藏着好多危险,草爬子,会传播森林脑炎,毛毛虫,让人不寒而栗,没准儿,还会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现一条蛇,引来满屋一阵尖叫。一个男生进来,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阵尖叫声里,把蛇拎出去了。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细看看,被子边有没有藏着蛇, 在河东青年点,我们种菜、种黄豆,夏锄时,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什么吋候到头啊!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泥土,回到宿舍每人只分到大半盆热水,从头到脚,都是它了。谁要是洗头,得特别打招呼,多要点儿热水。 夏夜里,电影队来了,那就是节日。空场上挂起银幕,孩子大人早早摆上小板凳。记得那一次,放映电影《春苗》,真好啊!那时,电影少,彩色的电影更少,它赏心悦目,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银幕上,李秀明在竹林里走来,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男主角达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阳,不像杨子荣,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看完电影,大家都在谈李秀明,而我心里暗喑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生怕别人看出来。看完电影在返回青年点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一闪一闪,我有些恍惚,半梦半醒,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以后的日子, 再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 在万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却有些荒凉,因为没有书读。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助整理图书,干完活儿,可以把那些“文化大革命”后一直封存的书带冋家去看。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妮娜》《简爱》《红与黑》……那些“禁书”上落满灰尘,我们如获至宝。在书库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摸到了海的边缘。遗憾的是,不久,我下乡了,再没有那书库,再没有书读了。林场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他有一本很旧的《唐诗一百首》,我千恩万谢借来,一首一荇抄,他催着:看完了吧?还我吧!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报纸在林区成了 “抱”纸,积压好多天的报纸,集中送来,一抱一抱的。不管报纸怎样旧,对深山老林来说,也是新消息:不管内容是什么,那毕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报纸,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时没电了,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偷”一点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点起这样的油灯, 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那时的报纸,主题经常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在那种环境里我仅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对镜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荒唐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 秋 从一片浓绿,到渐渐出现浅黄、橙红,秋天的山,天天都在变。 我想到的词是:色彩缤纷、绚丽多姿。而林区老人儿说:看,五花山! 我和伙伴们去五花山采榛子。榛棵儿在树林和草甸之间,我们拿着麻袋,采下一嘟噜一嘟噜榛子,包着棒子那层厚厚的叶子,我也不知叫什么,拿在手里,微微有点扎手,但令人愉快,那里面藏着饱满的榛子。采榛子时,心里想的是家人,总想着,多采点儿,晒干,干得哗啦啦响,过年时,把棒子带回家。一边釆,一边感慨,大自然真慷慨,不管有没有人来采,年年都这样恩赐给我们这么多山货。在山里,我们停不下来,贪婪地摘下榛子,有时还遇到蘑菇、小果什么的。直到麻袋沉得快背不动了,我们才下山。 秋雨,让人想家。下雨的日子,不出工,我常常在雨中给家里写信。那时,写信,是一种享受,一种寄托。外面的雨下着,我在枕头上铺上信纸,写信给姐姐,那是知青之间的交流。姐姐1968年去兵闭,我是从她的知青生活里成为“准知青”的。她的地址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黑龙江省密山铁字409信箱214分队。信写给父母时,我描述修路的艰难,爸爸回信:保尔也修过路。在修路时还遇到冬妮揶。我在信里告诉妈妈:“我试着独自住在广播站,早起广播方便。” 妈妈立即回信:“不要独自住,要回到大的集体宿舍! ”妈妈命令的口气不容置疑,她心里对女儿有深深的担忧,她还在信里发布两个禁令:不能喝酒、不能谈恋爱。 深秋,色彩淡去,周围一片萧瑟。在寒风中走在清河的路上, 我看到,人群在聚集,他们好像是林业局的干部,有人手里拿着彩色纸的三角小旗,走近一看,那小旗上写着黑色的字:“粉碎四人帮!” 风吹着纸旗哗哗响,谁是“四人帮”?他们怎么了?接下来会怎样?在大山角落里,21岁的我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
冬 知青记忆中,有很多事儿很多情景,都是在冬天。 那年冬天,我从哈尔滨回清河。从佳木斯附近的香河搭上了车,解放卡车的驾驶室里没有地方了,我就站在货厢里,敞篷的车厢让我有点犹豫,可是,错过了这辆车,不知啥时再能搭上,豁出来了! 好在车上还有别人,别人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吧。刚开始,觉得还能忍,车开起来,风无遮无拦,几下子就把人吹透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冷过, 没了抵挡的能力,人凝固了,被冻住了。终于,车到了清河,我好像木了,不会走路了,也不会说话了。同车的几个人让我就近进了一户人家,慢慢地,终于缓过来了。从此我知道了,人真的会被冻死的。 林场里,有的职工家属和知青的关系很亲。冬天,家里杀猪了,会招呼我们去吃杀猪菜,我们都可高兴了,又解馋,又享受家庭的气氛。一进屋,女主人热情迎上来:上炕,上炕!炕烧得很热,锅里炖着酸菜血肠。我们也搭把手,帮孙婶徐婶干点儿零活儿,扒蒜,捣蒜酱,气氛像过年似的。离开人家的时候,雪花飘来,我们很满足,嘻嘻哈哈回到宿舍,还在回味。寒冬里,这些老职工老家属的关照曾经给我们那么多温暖。 那年,我在林区的广播站过年。值班的时候,透过结霜的玻璃,能看到秧歌队来了,打头的王敏也曾是广播员。她风华正茂,青春洋溢,腰系大红绸,率领着秧歌队载歌载舞,给人们带来难得的热闹。我的窗台上,堆放着一个个饭盒,里边有肘子肉、粘豆包、饺子、菜,那是广播站的郭站长和同事给我送来的年货。那个年,我是吃百家饭过来的,那么多好吃的,一个正月都吃不完,就放在窗外天然冰箱里。 离别也是在冬天。经过四个春夏秋冬的轮回,1976年底,我拿着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书,离开清河,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作者退休前系中央电視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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