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校”求学记
一九六五年我上初中三年级，毕业前夕，一个叫云南手工业技工学校的招生信息受到同学们的热议，大家觉得这个学校的“手工业”不知是干什么的太难听了，但备注栏中的“机械制造”却是不错的专业。
填报志愿时我将这个学校作为第一志愿。父亲原想我家祖辈是医生，要我报大理卫校或者一个下关地区的什么中医带徒弟为第一志愿，但看到这个学校是半工半读还提供伙食费也就同意了。
通知书下达了，我和班上的聪同时被该校录取。聪的父亲是下关汽车运输总站的干部亦是驾驶员，完全可以托人或者亲自送儿子到学校。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要儿子与我结伴而行。既锻炼了儿子又顾及到我，考虑得真周到。
那个年代交通不太发达，下关至昆明400余公里，行程要两天。那天，我们学校本届初中考取昆明学校的七、八个男生同乘一车，下午五点多到达楚雄后又一同到当时该地最大的旅馆——楚雄国营旅社住宿。因房间客满，服务员为我们在餐厅一角打了几个地铺，每铺三毛钱，每人仅合一毛五分是我一生中消费最便宜的住宿了。
第二天下午，车至碧鸡关，前排的同学突然喊道：看啊，滇池！大家不约而同地离座观看。虽然距离较远仍能看到行驶在碧波中的帆船。第一次见到滇池很兴奋，汽车下了碧鸡关，滇池被房屋、树木遮蔽，目光却还在搜寻。
到了昆明西站有同学的姐姐来接，通过她的指点我和聪到穿心古楼乘九路车顺利到了学校的所在地——北郊茨坝。下了“公交”循着树上、墙上的学校指示牌来到一个住宅区。几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问我们是不是来报到的？回答：是，便引我俩来到一幢红砖楼的宿舍里，正准备给我们打饭，一人忽然想起要看一下我们的录取通知书，这才发觉误会了。原来，这里是云南重型机器厂生活区，他们是该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我们学校还得往南走。
过了生活区，沿着一条山脚小路穿过一片包谷地、越过一个小山沟这才真见到我们学校的同学，他们热情地接过我们的行李带我们来到学校。我看到学校只是在一个形似半岛的山坡上几所平房围成的院坝时感到惊讶！同学解释道：这只是临时住所，学校在建设中，教学大楼已经封顶。
原来，这个学校是云南省手工业管理局为培养本系统技术工人于去年才筹建的四年制技工学校。去年招收了两个班，以热加工（锻、铸）工种为主，生源大部分是本系统全省各工厂选送来的；今年新招一个车工班和一个钳工班，而我分在钳工班、聪在车工班。习惯上我们将先招的叫老班，后招的为新班。据老班同学讲：这里曾是农场，他们来的时候，先将牛、羊赶出屋，打扫干净住进去的，所以跳蚤特别多。
学校的课程设置除了专业课还有《语文》、《高等数学》、《物理》、《金属工艺学》、《机械制图》等基础课。
教数学的包老师，高个、浓眉，三十岁左右。由于过度抽烟患有慢性咽炎、气管炎，上课老咳嗽、痰咳不出。他喝口水说道：不要误会，我不是肺病、不会传染的；物理老师姓蒋，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他，年轻、稚气，爱好航模。他将自己制作装有发动机的航模拿来学校试飞，由于那时遥控技术还未用到民间只能将其拴着绳子在空中嗡嗡盘旋；班主任黄老师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他教我们语文，已记不得他授课的情形，但他自费带我们到大观楼游玩、用他的120相机为我们拍的照片至今还在我的相册里；宋老师教我们政治，他是四川人，中等个、高颧骨、皮肤白皙。他讲课有一定式：每讲一个问题总是先将马、恩、列、斯、毛的阐述顺序说出再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课让我们倍感枯燥无味，“文革”中他的“罪状”就是：公然与伟大导师平起平坐，这是后话。
除了上课我们的工作就是建校劳动。最初是脱土墼，那时昆明的冬天十分寒冷，夜里的气温常常在摄氏零度以下，每天早晨泥塘中的水都结了冰，但我们仍要脱了鞋袜到塘中踩拌泥巴，手脚都皴得开裂、渗血，大家也不觉得苦，班组间还开展争夺“流动红旗”的竞赛。之后，又用板车到山上拉毛石，再配合基建队拌沙灰、扎钢筋、送砖瓦建成了一座可容200 人住宿的二层楼宿舍。
寒假来临，昆明及家景好的专县同学都回家了，留守学校的我们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过得却也自在：每天睡到太阳出，食堂的李师傅做好早点到宿舍操着四川口音喊道：“同学！吃早点喽。”李师傅，四川人、四十多岁、矮矮个子、黑黑的脸，是食堂的采购员。据老班同学讲：李师傅挺不幸的，他因买菜骑三轮车撞死一个农村小女孩被判三年“劳教”监外执行，现在还在服刑。我很感谢李师傅，他使独处异乡的我们感到些许“家”的温暖。
吃完早点，我们在院坝里玩康乐棋。康乐棋今天很少见到，它的玩法与台球相似，只是棋盘较台球桌小、成正方形、四周是一寸多高的边框、四角有四个圆形球洞，其下方为储存盒。棋盘用交叉木架支撑可调节高度，它的棋子四种颜色、扁圆、大小如象棋子共32枚，还有一枚白色棋子称为母子。比赛时将棋子按颜色一字形排靠四边，然后用棋杆击打母子要它撞击对面棋子，谁先将自家棋子全部进洞便是赢家。可两人对打，也可四人分两队比赛。因为只有一个棋盘我们必须两人一队等候输家下。下午，或到机床厂生活区闲逛、或到黑龙潭游玩。
偶尔，我们也进城玩，每次来回都是步行要花四个小时的时间，为的是省几毛钱车费。
天晴的时候，我们到山坡上晒被子。茂密的山草已经枯萎、厚实、柔软，我们躺在这大山的天然之床、反盖被子，微风轻轻拂面、眼望蓝天、朵朵白云似山似水、如诗如画、渐渐沉入梦乡……
在那段日子里还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那时候，我们生病可用学校记帐单到黑龙潭旁的康复医院就诊。那天，我感冒发烧需要打针，我来到注射室，七、八个戴着大口罩的“白衣天使”几乎站满了房间。看了我的注射单一个“天使”对同伴讲：“这个人我认识，我来打吧！”他边打针边对我说：“我们是来实习的，技术不好，你感到不舒服一定要说出来。”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在众多同龄异性注目之下，只觉两颊发热一句话不出来，打完针便匆匆离开，但那双口罩外的眼睛久久在脑中浮现，她是谁？
直到一九六九年参加工作，因母亲病重我提前回家探亲与亲人闲谈时，二姐告诉我：在我之前赵家的小女儿叫阿宝良的从昆明卫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回家探亲，不料突患急病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院方提出要解剖尸体以便了解得的什么病。但家人不同意，他们说：人都死了谁会忍心再让她挨一刀。原来是她呀！她的二姐与我大姐一年生同属马，小学又在同一班常在一起玩耍。我与她虽没交往但一个村的常遇常见。真没想到一个花季少女，刚刚步入崇高事业之路便萎谢了，怎不令人扼腕叹息啊！
我在“技校”正常生活只持续了一年，“文化革命”就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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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0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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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0 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