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李敦白口述历史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革命与建设的百年起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赤县神州的历史走向与形体气质，影响及于千家万户的沉浮与忧乐。许多投身于百年巨变的历史创造者亦难抵挡时间之神的单向选拔，纷纷在形形色色的人生舞台谢幕，幸存者的数量早已急遽递减，依然健在的红色洋人更是凤毛麟角。当武装斗争的狂飙渐次让位于好事多磨的建设之潮与一网通天下的信息革命，追求实实在在的好日子与虚拟的网络幸福一同凝聚当代时尚，革命者的耄耋身影与顽强的生命力足可构成普希金笔下的“非人工的纪念碑”，弥足珍视。
今年3月杪，我奉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博士之邀，重返金门，出席民国外交家何凤山义人精神国际研讨会，适逢92岁高龄的美籍犹太人李敦白先生从西雅图赶来，到场助威，得以走近这位中国现代革命与建设的传奇人物，静听他叙说那些穿越神州风云的神奇往事，见证一位饱经沧桑的理想主义战士对过去的淡定、对现实的珍惜与对未来的乐观，感受他的坦诚与睿智，亲和与坚韧，还有超乎寻常的记忆力与源于生命创造力的幽默感，深感不虚此行。美国演员巴里穆尔（J.Barrymore）说：“只要一个人还有所追求，他就没有老。直到后悔取代了梦想，一个人才算老。”这话好像就是针对他的同胞李敦白先生而说的。 席间，此公还提供一个重要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女士已与他合作，整理一本口述历史书，即将出版。果然，当我5月返航回国时，就收到秀丽女士的邮件与她馈赠的新书《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先睹为快。
理想主义的信徒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 ），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个中产家庭。祖父是一位资深的州议员，该市有一条大街至今仍以他的姓名命名；父亲乃律师出身，当过市参议院的议长与代市长。大概因为犹太人遭受种族主义迫害的历史境遇已深深地印在李敦白的脑子里，使他从小就萌发对弱者的深切同情，还喜欢打抱不平，主持公道。13岁那年，目睹白人醉鬼欺负黑人青年，还把黑人关进警察局的全过程之后，他坚持找警察局交涉，直到把受诬的黑人放了出来。第二年，这个14岁的少年使劲抓住母亲的手，既不准殴打比他大四岁的姐姐，也不准殴打在家做饭的黑人家佣。
郭世佑教授与李敦白先生在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官邸。
进入北卡大学时，正值二战高峰，李敦白参加全美左派学生会北卡大学分会，与**分子作斗争，还主动找到美国共产党组织，加入地下共产党，组织地方的工人运动，受到锻炼。在纽约参加全美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再到农场参加党的培训班，深入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组织地方工会，发动工人罢工。面对资本家的强权，他还上过囚车，交了罚金再保释出来。伯明翰的遭遇使他确信，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即使害怕，也要去做。
1942年，21岁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美国的规定，入伍以后必须脱离党籍，这是无法改变的硬性条款，但当陆军当局调他学习日文时，他感到恐惧，因为他的睿智足以提醒他，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辄将长期驻守日本，但他很想早点回国创业。在他看来，中国是美国的盟国，如果派往中国，就能实现早归之愿。因此，他坚决要求学习中文，获得批准。正是这个早归的心理预设与执着的语言选择，使他的人生与东方古国结下不解之缘。不管他当年指望早归的初衷是如何强烈，也不管他的权宜之计是如何周密，他没有想到，既然到了中国，他就改变不了“种瓜得豆”的中国铁律，只能改变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美国人”，而不是一个中国的美国游客。何况，李敦白毕竟是理想主义的信徒，他来到世间，就不是只为自己过上好日子，他的骨子里就浸透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悲悯，美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还有他年轻而资深、瘦弱而强健的身影。
李敦白晚年接受采访，身旁放着1966年10月1日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的合影。
不一样的口述史
多年来，基于种种原因，在人口大国的中国，个人回忆录汗牛充栋，层出不穷，历史叙述者与历史研究者联手合作的口述历史则是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界才投入较多。口述历史既为历史研究开辟了重要的史料来源，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文本，各自的质量与水准也难免参差不齐，因人而异。对于口述历史的文本质量，我比较看重三个要素：第一、口述者的记忆力与文化素养；二、口述者的口述动机与求真品格；三、口述合作者的专业素养，包括求真的职业操守与心态、理解历史来龙去脉与具体场景的业务能力，以及平实地表现历史真实的业务能力。若以我私拟的这三个要素而论，《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是一本即可读也可信的好书。
执着的理想主义者都不是白活一回的人，都很看重生命的创造力与个人的奋斗价值，也很重视自己的经验传递，李敦白先生也不例外。大约20年前，他在美国出版过自己的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分别在台北（1994）与上海（2006）出版过中文本，但是，正如李公口述历史的整理者徐秀丽女士所说，回忆录的叙述仅限于李敦白在中国的35年，没有把作者早年在美国有声有色地投身工人运动的经历写进去，也来不及涵括他在中国第二次出狱之后陪同患难与共的妻子王玉琳女士来美创业、呼应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艰辛和欢乐，也来不及展开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王震、李先念、邓小平、习仲勋、廖承志等政要与故人的交往细节，而且两个中文版本都做了许多并不恰当的删节，回忆录中的个别硬伤也来不及根据文献资料予以必要的订正，这些缺憾，都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一书中得到很好的弥补。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合影并获得签名。
这一个月来，穿梭于京、沪、港、浙等地，我都习惯于把秀丽女士的赠书带在身边，一有空闲，就翻几页，常与“世界杯”抢时间。与同类书籍相比，此书具备有以下难得的特点：
第一，重要性。这是因为作者的身份很重要，无需修饰和夸张。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他是经过毛、朱、刘、周、任五巨头特批的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但却是斯大林点名的“美国特务”，并因此入狱。出狱后，他并不怨恨中国，很想加入中国国籍，是周恩来劝他，做一个帮助中国的美国人，比做中国人更能发挥作用，他才放弃。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月工资600元，毛泽东却只有404元，他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外国专家，高调参加“文革”，成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目，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权，发表《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等文，与清华造反派之首蒯大富等人来往频繁，在清理“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再次锒铛入狱。后来，他的入党介绍人王震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要他在美国介绍一些财团人士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他就定居美国，创建“李敦白有限公司”，把英特尔、Nextel、微软等公司介绍给中国，但他从来不收中国政府方面的钱。 第二、真实性。李敦白的坦诚为人与率性，决定了他不是为了突出自己、拔高自己而口述，只是为了再现历史的真实。他的角色的确很重要，却用不着自我拔高。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心态也很年轻，很多历史场景乃至细节都能经得起文献的验证。当然，“心记不如墨”，口述合作者徐秀丽研究员的精细考证与某些必要的注释存疑，相得益彰，携手呈现口述历史的精品，可喜可贺。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附录《我与李敦白》，是王玉琳阿姨用自己的青春与爱书写的文字，朴实得就像她的外表与内心，与全书相得益彰。如果忽略了对王阿姨的了解，就很难清晰准确地清理那位洋老头对中国的传奇与执着。
年轻时候的李敦白
第三、趣味性。口述者丰富的人生阅历、惊人的记忆力、达观的胸襟与风趣的谈吐，还有整理者平实淡雅的文字，都是确保书本可读性的重要条件，诸项兼备，则不失为《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的专利。李敦白先生既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也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马海德（George Hatem）夫妇想介绍叶剑英的秘书王光美给他做对象，他请王光美吃回锅肉，王光美则回请他，依然是回锅肉，恋爱一事没有下文，也不影响他在“文革”之初不听周恩来的劝阻，赶往清华参与批斗王光美，却没想到，这回锅肉的两吃故事，加重了他的“美国特务”之嫌，连遭审讯之苦。为了中国的革命，坐着中国革命者设置的监狱，在寒冷的北方冬季用的是“三用脸盆”，晚上接尿，早上用草灰擦擦再洗脸，再擦擦就用来打饭，他断定，自己的肺病就与这“三用脸盆”有关。定居美国之后，妻子出差回国，他与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一同从纽约坐火车去华盛顿，合伙人“是位非常漂亮极有风度的女士”，启发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很自由，可以一起喝喝酒什么的”，他就直言“对我的妻子有点crazy"，他就扮演了一回美国的柳下惠，捣毁了这个艳遇。重返北京时，他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说：“我们李家终于出了总理”，逗得李鹏哈哈大笑。类似有趣的故事还很多，俯拾即是。
第四，思想性。通读全书，可知李敦白既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也是一个忠于理想、执着追求的人，他真拿共产党的标准要求自己，把个人经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状一同反思，进而展望人类的前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个人的心可以通过孩子得到治疗。”在浮躁的当下中国与世界，我想补充说，读李敦白的书，可以帮助我们感受理想主义者的真诚，追寻生命的力量与真谛。
（作者郭世佑 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发表于 2016-2-27 2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