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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5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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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八四
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中汲取经验,建立了一个拜占庭式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齐奥塞斯库操纵着公众舆论,完全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1980年发表在《星期》上的社论《理想》中写道:
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数百万忠实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罗马尼亚特色的共产主义。
齐奥塞斯库以铁腕治国,对内独裁高压,对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齐氏奉行的实用主义模糊策略,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在包括西方的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友好与支持。从戴高乐毛泽东到福特尼克松,从英国和瑞典的王室到美国和联邦德国的议会,齐奥塞斯库都成为广受欢迎、炙手可热的座上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其荣誉爵士勋位;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称颂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与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齐奥塞斯库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始终敬而远之,保持着警惕的距离,甚至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他对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民众表示强烈谴责。
1971年,齐奥塞斯库出访了中国和朝鲜。这次“取经”让这个独裁者被东方式权力美学深深折服,一片红色海洋的文革狂热与同样疯狂的金氏帝国成为齐氏心目中的理想国。回国之后,齐奥塞斯库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极权化运动。所有反对派和异见分子都被关进精神病院,接受“政治偏执狂”或者“老年痴呆症”的治疗,直到最后成为一个模范精神病人,一个个专心致志地为自己制作棺材……
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出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暴政,最典型的莫如禁止堕胎制度和打字机登记制度。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在一个被独裁者和警察奴役的罗马尼亚,所有民众其实都不过是闷头苦干、愚蠢顺从的奴隶。
或许是因为出生在孩子众多的大家庭,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作为小国颇为不满。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他废除了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禁止一切堕胎和节育。这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正常恰恰相反。后者鼓励人们避孕和流产,前者则将一切避孕和流产都视为犯罪,这无疑是国家权力对公民身体的占有。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是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齐奥塞斯库认为,胎儿是国家财富,拒绝生育孩子就是背叛国家。因此,不仅禁止离婚,而且还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4个孩子。同时还规定,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惩罚性税金,而违法堕胎者将受到刑罚和囚禁。为了保证妇女的及时妊娠,罗马尼亚妇女的月经周期都属于国家机密,每个人要随时接受官方的严格检查与盘问。
斯大林曾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在一个机械化的官僚体制下,所有的机关、工厂、农村和学校等单位,都密布各种严厉的执法者,作为“国家财富”制造者,所有妇女都遭到严密监控和严格检查,避孕工具就是最可怕的反叛国家的罪证。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旦败露,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这些闯入民众卧室的执法者被人们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因为传统的宗教习俗禁忌,很多意外怀孕的少女害怕成为“未婚妈妈”,不是选择不安全的堕胎方式,就是选择自杀。在这种恐怖变态的政治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在边境线上被视为叛国者而遭到罗马尼亚军人枪杀的孕妇不在少数。
在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月经警察”的共同努力下,罗马尼亚女人果然生出了超过一倍的新生儿。与此同时,非法的地下流产与堕胎屡禁不止,孕妇死亡率也达到一个很高的数字。正如中国的毛担心大跃进丰收的粮食无处存放,齐奥塞斯库面对迅猛的婴儿潮也措手不及,因为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这场悲剧令全世界为之哗然,罗马尼亚被人们谴责为“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齐奥塞斯库随即命令,只有满月的婴儿才可计入统计数字,然后再核发出生证。如此一来,大量初生即夭折或残疾的婴儿就“不存在”了,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逐渐恢复正常。
这项反人性的繁殖国策制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道灾难,罗马尼亚妇女不仅承受着奇耻大辱,而且被迫沦为国家的生殖机器。另一方面,孤儿院和收容所里大量被遗弃的孩子“从来没有合法存在过”,这些身体和精神上承受双重伤害的孤儿成为罗马尼亚社会一个永远的伤痛。更为匪夷所思的是,齐奥塞斯库为了增强新生儿的体质而进行输血,由此导致艾滋病通过血液大量蔓延,这些“艾滋孤儿”成为齐奥塞斯库时代最黑暗的记忆。
直到1989年,这项罪恶的人口政策才伴随着社会主义政体,和齐奥塞斯库一起在罗马尼亚结束。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很多年后,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用这个题材拍成一部极其压抑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在2007年嘎纳电影节上一举获得金棕榈奖。
与人口倍增计划类似,齐奥塞斯库对打字机的控制同样极度变态。在极权体制下,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权力和保护人性的武器。任何独裁者都不会轻视文字可怕的力量。如果他掌控文字,他就可以用谎言征服人民;如果民众掌握文字,不仅会危及谎言的存在,甚至会消解权力和暴力的作用。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互联网也还没有诞生。当时,罗马尼亚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印刷厂,统统都是由政府垄断和控制的;作家也都被圈养在政府管理的“作协”,书籍出版需要经过层层把关和反复审查。在这种密不透风的思想禁锢下,只有个人写作还没有被完全管制。1874年,美国雷明顿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打字机和电话将人类社会的沟通带入机器时代;以至于离开打字机,人们已经无法写字。一个世纪之后的欧美国家中,打字机已经完全代替笔,成为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人的主要写作方式。因此,齐氏政府认为只要控制了打字机,也就等于控制了所有的文字和写作,也就禁止了言论自由。
罗马尼亚女作家赫塔米勒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以‘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作为那个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被体制编了号的罗马尼亚作家群体彻底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齐奥塞斯库制定了极其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并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罗马尼亚作家不得不“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赫塔米勒被称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她长期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其处女作《低地》在出版审查时遭到严重删改,甚至连“箱子”一词也要删去,免使读者联想到“流亡”。残酷的现实逼迫很多作家不得不走上流亡道路。赫塔米勒后来流亡西德,在《我怕故我写》中,她这样写道:
这里不是我的家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
哪里就是异乡
1980年,齐奥塞斯库正式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相关证照上交政府当局,然后再申请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或者私自处理哪怕已经损坏的打字机,都将遭受严厉处罚。
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控制了文字也就等于控制了思想。对任何统治者来说,一个思想被控制的人才是一个完美的奴隶。在一个彻底消灭自由的国家,权力就获得最大的自由。
有人说,生活的道路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边是地狱,另一边也是地狱,生活的道路从它们中间穿过。罗马尼亚人对这句话应当是深有体会。思想和身体的双重禁锢使每一个罗马尼亚人都是失去了“自我”;没有“我”,也就没有什么尊严和良心可言。“艺术家用谎言道出真相,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极权主义的本质是一个暴力与谎言的游戏,所有人都被卷入共同的阴谋中,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罪恶的同谋。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欺骗已经成为蔓延整个罗马尼亚的瘟疫。人们虽然通过它得以生存,但罪恶感无处不在。对很多人来说,被奴役的生活意味着抵抗、团结及由此而来的折磨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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