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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秋,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成为广西话剧团的一名演员。没有想到的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我竟有机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等首长跳舞。
一、毛主席的舞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我们生活的年代,无论哪行哪业,劳动都是必修的课目。1957年冬末,我与剧团同仁到南宁郊区劳动,挑了一整天石头,腰酸背痛,回到宿舍正想休息,突然接到团领导的通知,要我立即随女团长柯丹参加舞会。
我心里虽然不乐意,可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得匆匆换上当年唯一的一套出客冬装,跟着女团长到了当地专门接待贵宾、素有“小红楼”之称的明园饭店。
踏进舞厅,只见灯火通明,满室辉煌,挨墙排列的椅子上座无虚席,但气氛却有些异样:除了乐队发出低沉的调音声响,全场悄无声息。广西公安厅崔副厅长,像站岗似的立在门的中央,他神情凝重,严肃地嘱咐我:“等首长来了,你要第一个请他跳舞。记住,要左脚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长习惯右脚开步。”
对这样违反常规的“指示”,我感到奇怪,也稍稍有些反感。
崔副厅长让我在长沙发上就座。正对面,与我相隔两米多的宽敞单人沙发,显然是为首长安排的。静候一个小时后,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匆促的脚步声,先进来的,是几个穿呢制服的年轻小伙。少顷,“唰”的一声,大厅双门齐开,一个高大伟岸、神色从容的“巨人”,向我们缓步走来:他身着米色中山服,皮肤呈古铜色,远远看去,眼中射出威严的光芒。我为之一惊,还没定神,他已然如一座大山般地耸立在我的眼前——他竟然是领袖毛泽东!
全场有片刻的“停顿”,而后爆发出一片欢呼,人们高喊口号,跳跃,跺脚,那声响似乎能把屋顶掀掉。我和同去的伙伴激动地相互捶打,犹如在梦中见到了“神”,恍恍惚惚地处于晕眩状态。毛主席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落座,乐声响起,足足奏了十几个节拍,我明知负有第一个请首长跳舞的任务,但心慌得就像要跳出嗓子眼,腿在发抖,软软地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比我年长的演员杨玉楠女士为我“救场”,她站了起来,请主席下了舞池。
第二支舞曲响起,我方从“梦”中惊醒,走上前去鞠躬,说:“毛主席,我请你跳舞。”
毛主席个子很高,我这一米六三的身高,踮着脚也只看到他下巴上的那颗黑痣。我牢记着要左脚开步,低下头看到那双宽大的棕色皮鞋,生怕踩了他的脚。与其说毛主席在跳舞,不如说他在走路。他的裤腿宽松肥大,随着节拍迈出的舞步拖沓、沉重。除了右脚开步,还不遵守慢四步舞第三、四步合并为一拍的规则。每步都是从容的一拍。显然,他自由驾驭,不乐意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我屏住呼吸,不敢说话。毛主席开口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嗓音又细,又亮,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他伸出手,让我在他的掌心写上我的名字。看到这只又厚又大的手,顿时想起这是亿万人想握的手啊,我慌张得不敢触碰。
毛主席的笑容鼓励了我,便在他的手掌中比划起来。他又问我,哪个学校毕业,院长是谁?当我告诉他院长叫熊佛西时,他长长地“喔”了一声:“勇佛西(湖南人熊念勇)啊——”,“西”字带着齿音,看来他熟悉戏剧界的元老,也知道熊老。我们一直跳到舞曲终止。场上请主席跳舞的女士已经排起长龙般的队伍,但每人只能跳两三个节拍。于是,我成为被大家羡慕的“幸运儿”。
午夜回到宿舍,我激动得整夜无眠。
二、神色疲惫的刘少奇舞步轻盈,温和的笑容和长者风范令人感动
也是在那个舞会上,我和刘少奇同志一起跳舞。那年,他已是满头银丝,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更显出他脸色的灰暗,眼中流露出疲惫的神色。同样是领袖人物,和他在一起,我却并不胆怯。我说:“您脸色不好。”他回答道:“我睡得太少。”少奇同志问我,白天在做什么?我就像对朋友那样向他诉说,我说在挑石头,肩膀好疼啊!他安抚我:“挑久了,磨出茧子来就好了,要有个锻炼的过程啊!”他说话随和,语气亲切,短暂的问答让我感受到长者对后辈的关爱。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少奇同志跳舞,纯熟、规范。我们跳的是中速三步,他以精确的节奏,迈出了三节拍的重、轻、稍轻的舞步,转圈时柔和、轻松,与他共舞,沉醉在美妙乐曲中,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应该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很好。
第二天早上,南宁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在拥挤的人群中,少奇同志认出了我,他像见到熟人那样向我招手,这一刹那连同他亲切的笑容,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文革时期,大街上贴满了丑化刘少奇的漫画,我从心里无法接受。我悄悄地对亲人说:他给我的印象是温和的。
三、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细节中,周总理的舞步体现了精神的力量
那个难以忘怀的舞会上,唯独没有见到周总理。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
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场舞会,是1958年初中央召开南宁会议期间举行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总理提出的各种“反冒进”举措,为之后的全国“大跃进”做足铺垫,而总理未作辩解,在发言时承担责任,表示犯有“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在思想上没能跟上毛主席的步伐”。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
如今,史料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我不禁浮想联翩:或许,当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起舞的时候,总理正为次日的检查苦思冥想!
有幸见到周总理并且与他跳舞,已经是1960年代初了。为欢迎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南宁举办一场文艺演出,由我担任报幕。那天,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在粤剧现代戏里扮演主角刘胡兰。演出结束后,是一场小型的舞会。
偌大的舞厅,只有不多的人,我荣幸地被安排与周总理跳第一支舞。
与我同时代,凡亲眼见过总理的人,无不为他的风度所折服。南国的冬日,没有丝毫寒意,总理身着浅湖绿色薄中山服,依然紧紧地扣着领口,浅棕色的凉皮鞋一尘不染。他款款地向我们走来,目光所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似乎感觉到:总理注意到我了!
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
没有任何的拘束,只有亲近与平和。总理一见我,就笑着问:“你是宁波人吧!”我惊讶不已:我出生上海,祖母却来自这座江边小城。父母也是在那里成家立业。母亲虽然是杭州人,但家里的饮食、语言还保留着宁波特色。而我,一口受过训练的普通话,总理怎么能看出我和宁波之间的天然联系呢?我由衷地钦佩他过人的洞察力。总理见我愣愣地没有回答,便哈哈大笑起来。
自小我就爱看上海滑稽戏,学会了苏北方言,记忆中,总理祖籍淮阴,因为他的随和,我几乎忘了在我眼前是位领袖级人物,便用苏北腔与总理对话:“听人嘎(家)说,你是苏北人。”熟悉的乡音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总理也和我一起开心地笑了。
我和总理跳的是快三步,他以传统的欧式舞步,踮着脚,把我的右手举得很高,向右方旋转着前行。我的舞技笨拙,退着转,跳久了便有些累,总理却比我这个年轻人更经得起考验,从他快速、有力的舞步中,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当年的南宁,还没有空调,舞厅里只用几台吊扇降温。热了,当地首长往往会当众宽衣,总理却不然,他去更衣室脱下外套,穿着白衬衣步入舞厅。即便是休闲式的娱乐活动,他依然一丝不苟,儒雅、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些微的细节中。他走到乐队前,柔声地提出请求:“请奏些慢步舞曲,老了,跳不动了!”
红线女刚卸完妆,快步走进大厅,她伸出双手,向小鸟般地“飞”到总理身边,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头刘胡兰式的短发,用清脆动人的嗓音,喊着:“总理——”!我为之心动,看得出,她为初次在现代戏中演英雄人物,又能被总理欣赏而兴奋不已。她和总理翩翩起舞,亲昵地向他倾诉,犹如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周恩来在跳舞
总理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爱惜艺人,这在文艺界早已口口相传,此刻,我是亲眼所见,更是感慨无限。
四、空军总司令刘亚楼善舞、善谈,性情豪放,为人平和
1961年冬,中央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我军高级将领云集于此,晚间常有舞会。我为舞会主持节目。
有一次,我和叶剑英元帅挨着坐。叶帅说他不想跳舞,想听评弹,可当地没有人会唱。说着,他便自吟自唱,有板有眼地哼起了评弹的调门。他那自在的神情,让我很放松。
当时我年轻无知,对国家政要和军队首长以及他们的职务浑然不知。每当与他们跳舞,便直白地问他们的尊姓大名。一位中等个头、身板壮实、神情威武的中年军官请我起舞。他肤色黑里泛黄、目光机敏,带着工农的粗犷气质。我们跳起了慢三步,在舞曲伴奏下,他引着我向前、向右旋转,他的俄式舞步让我适应自如。军官精力充沛,不停地转着圈,即使跳快步舞时,也喜欢聊天。他说话的嗓音有些沙哑,带点闽西口音,他告诉我,他叫刘亚楼。
我并不知道眼前这位首长的职务,回团后才知道,他是当时的空军司令员。
因为我们配合默契,这一晚上除了报幕,几乎都在为他伴舞。他问我,是否发觉他的一条腿有点短?我摇摇头,说感觉很好啊!他说,那是红军时代打仗中了敌人的子弹,因为医疗条件差,取弹片的时候,没有用麻药,他是咬牙挺过来的。我对他肃然起敬,抬头仰望,看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心想,这也是艰苦岁月留下的痕迹吧。曲终,细看他迈步时的动作,双腿确实有些微的差异。
跳累了,我们坐下随意交谈。刘亚楼告诉我,他是在苏联当红军时学会跳舞的。当年,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欧美,西方人用漫画讽刺他,嘲笑苏联军人缺乏文化,连国际通行的交谊舞也不会。回国后元帅下令,让全军将士必须学会跳舞。于是,他也练就了规范的俄式舞步。恰好,我上戏剧学院时的舞蹈教师是个俄国人,难怪我们的风格如此协调。
回到剧团,老演员汪钦顺问我,今晚你和谁跳舞了?我说一个叫肖华,一个叫刘亚楼。他说,哎呀,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啊,肖华也是我军的高级将官。汪提醒我,你要乘此机会向刘司令提出要求调北京,解决和你爱人分居两地的难题!我心想,要有这个能耐,我也不至于被“发配”广西了!
与刘亚楼司令员连着跳了两个晚上的舞,再叫我去,真有些不大乐意。原因说来也简单,当年供应紧张,营养不良,我的腿有点浮肿,舞会以后虽然有夜餐,但也很难弥补体力的消耗。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是刘司令员亲自点的名,必须去。我只得遵命,于是,我又第三次与刘司令员相聚在舞会上。
舞会休息时聊天,刘司令员问我在演什么戏?我正在阿尔巴尼亚话剧《渔人之家》中扮演谢娅,而这正是空政话剧团的首演剧目,他熟知剧情,告诉我,谢娅的戏很感人,他对空政话剧团的情况也很了解,说扮演谢娅的是位老演员,演得很好。
他又问我,爱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我说是清华大学的助教,现在外语学院学习,正准备去瑞典留学。“哦。你爱人是组织上信得过的人哪!”刘司令认真地下了结论。我们剧团的女演员吴桐华走来,要听刘司令员讲过去的故事。
刘说起一则真实的趣事: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里扮演男主角安德列的演员,请求刘的帮助,为之引见领袖斯大林。而当斯大林站立在他眼前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功勋演员却吓得一步步地直往后退,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出口。以后,这个情节便沿用到了电影中。刘司令员说,可见,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还告诉我们,其实斯大林本人很衰老,背有点驼,头发白了,还谢顶,才不像油画和电影里那么高大、漂亮,“是画家和导演把他美化了”,他说。言谈间感觉得到,行伍出身的刘司令员还是艺术的“内行”。
五、越南人民军大将武元甲当“学生”时腼腆而谦逊,流利的普通话与我沟通自如
舞技平平的我,还曾教过越南人民军大将武元甲跳舞,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南宁。
一个明朗夏天的上午,明园饭店的舞池上,只有我和司令员两人,陪伴我们的除了庞大的乐队,还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他对我说,武司令要去苏联访问,学习交谊舞是其中的一道课程。我明知水平有限,心里不免发憷,但既然是任务,只好硬着头皮充当一次不合格的“教授”。
儒雅、帅气的武元甲司令并非想象中的“武将”,他身材适中,体态挺拔,有一双越南人乌黑、明亮的眼睛。学舞时,他像小学生那样地听我调度、指挥。让我意外的还有,他能用流利的汉语与我沟通,发音准确,吐字也清晰,说话时语气温顺,使人感到亲切。
我从基本舞步教起:抬头,挺胸,举手,按音乐节拍迈步,不停地喊着:“一、二、三、四——”他吃力地随着我迈步,双手因为紧张而变得僵硬,看得出,他确实是初次学舞。大厅里虽然有电扇,但没多久,我们已经汗流浃背,武司令身上那套卡其布的浅色军便装,也已湿透了。
我年轻急躁,教舞的时候,忘了我的“学生”是位邻国的首脑,总是数落他“不对、不对”,而他,则羞愧地朝我憨笑。休息时候,广州军区司令员提醒我说:“小郭,你要耐心点,客气点,多鼓励他,他去苏联的一路上还有机会再学,这儿是他的第一站。”
大约两个小时,武元甲司令员掌握了交谊舞的基本要领,他连声向我道谢,那谦逊、恭敬的神情令我至今难忘。
六、同龄人格列朗杰的舞步具有藏族特色,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在南宁期间,我还和西藏自治区领导帕巴拉·格列朗杰跳过舞。
他是来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庆典的贵宾,但年龄与我相仿,当时都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这使原本陌生的我们变得亲近,一边跳舞,一边笑着无拘无束地交谈。他以藏人善于舞蹈的特长,领着我在快三步舞曲中起舞。在不停顿的旋转中,除了看到他身上洁白熨烫过的衣领,崭新的藏青色中山装和一头浓密的乌发外,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而他,踩着强劲的舞步,已然谈笑风生。他说,他是共青团员,又指着坐在一旁、身披金色袈裟、目不斜视的年轻班禅,告诉我:“他,是不可以跳舞的。”
格列朗杰的舞步,具有一种独特的弹跳力,这可能是受藏族踢踏舞的影响,使年轻的他张扬着青春的活力。
毛泽东和舞伴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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